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谒包公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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谒包公祠 谒包公祠

郑长春

我每次从开封回来,都会有朋友问:“去包公祠了没有?”这不免让人心中猛然一动。开封有很多像模像样的景点远比包公祠好看,为何有人总是对这个“祠”情有独钟?我想来想去,不禁哑然一笑,大概也是“爱屋及乌”吧。

包公何许人也?翻了很多史料,都不外乎如此介绍:包拯,字希仁,安徽合肥人,生于宋真宗咸平二年(公元999年),卒于仁宗嘉祐七年(公元1062年),享年64岁。28岁取进士,39岁才登仕途,历任知县、知府、枢密副使等职,一生清正廉、,执法如山,被人尊称为“包公”“包青天”。1061年,包拯官至枢密副使(副宰相职),成为中枢重臣,这一年他63岁。一年后,包拯一病不起,宋仁宗亲自到家探视病情,成为君臣相见的最后一面。1062年5月,包拯病逝于开封,举国哀恸。

生病,皇帝亲自到家探视;病逝,举国哀恸。这种情形,大概在古今中外都罕见。一个人活到这份儿上,不想出名都难!

带着敬仰,也带着疑问,我在包公祠的里里外外走来走去,以期从那些细微之处解开心中的种种谜团。正犹豫着,一块刻着包拯名字的《开封府题名记》碑映入眼帘,此碑记载着北宋从建隆元年到崇宁四年,147年间183位开封府尹的姓名和上任年月,包拯为93任,一年零四个月,比较有名的还有寇准、范仲淹、欧阳修等,唯独包拯的名字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指痕。

我想,这一定是人们敬重包拯的实证。来到这里谁都想触摸一下那两个布满象征意味的符号,以表敬仰之情,让“正义之神”保祐自己一生清白和平安。

开封之外,有关包公的故事和传说,依然大量流传,直至形成如此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。在包公为官数十年中,任开封府行政长官是他一生最辉煌的时期,改革诉讼制度、秉公执法、为民伸冤,演绎出“包公倒坐南衙”、“铡美案”等许多曲折动人的佳话。

这不能不提到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。虽然中国封建社会也曾出过一些律法,但基本上还是人治在起作用,老百姓遭受屈辱和不公,只能寄托在那些“明镜高悬”的清官身上,把刚正不阿、秉公执法的官吏视若神明,一代一代地进行传颂。宋代包拯就是这样一个被后人演绎成无所不能的“正义化身”,一个古往今来知名度最高的官员。

关于包拯断案的故事,虽然众说纷纭,《宋史》却只记一事:包拯年轻时,曾当过天长县(今属安徽)县令。一日,有个农民到县衙告状,说他的耕牛的舌头被人割掉了。宋代为保护农业,曾颁布法令,严禁屠宰耕牛。但是由于凶手是趁着夜间休息的时候作案的,而且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,因此判断起来非常困难。包拯问:“你来告状,别人知道吗?”那人回答:“不知道。”“耕牛被割去舌头,邻居知道吗?”“我没有跟别人说过,别人也应该不会知道。”

包拯心里一下有了计策,对告状的农民说:“听我的吩咐,你回去偷偷地把牛杀了,把肉卖出去,但切记一定不要声张,我会有办法找到那个割牛舌的人。”农民虽然心里有些疑虑,但仍然按包拯的嘱咐去做。隔了没几天,有个人跑到县衙告那个农民私宰耕牛。包拯知道这个人就是割牛舌的凶手,看到他自投罗网,心里很高兴。他听完诉状,大喝道:“大胆刁民,你为何要割掉耕牛舌头?”

那人万万没有想到包拯会查出自己,顿时呆若木鸡,只得供认割牛舌的经过。

原来,此人是牛主人的仇人,想害牛主,便偷偷地割掉牛舌。他以为牛没了舌头便不能吃草,牛主人只能将牛杀死,这样就要触犯私宰耕牛的法令,借此陷害牛主人。足智善断的包拯,将计就计,找到了割牛舌的人,并依法治罪。

此案的顺利告破,使包拯“善断狱讼”的名声流传开来,由此足见包拯明辨是非的技巧和能力。智慧型的领导,无论在哪个朝代,都是受人尊敬的。

历史上真实的包公,清正廉洁、刚直不阿是没有问题的,比如他当年在端州(今广东肇庆)任知州时,两袖清风,“岁满不持一砚归”,以及后来出任开封府尹,更是不畏权贵、不徇私情,弹劾同僚、上司无数,都是有据可查的。至于他如何“断案如神”、“明察秋毫”、“沉冤昭雪”等故事,那便是文人墨客们的“杜撰本事”了。事实上,史书并没有多少记载他断案的事迹,他的政绩也不在断案上。

包拯自幼接受儒家教育,作为当时的一名有志青年,他的追求显然也在求取功名上。19岁那年,他中了进士甲科,被任命为大理评事、建昌县知县。然而,包拯舍不得离开父母,便奏请皇帝把他派在父母身边上班,于是成为和州监税,负责和州政府钱粮税收。回家报喜,他看二老年事已高,索性把官给辞了,安心在家陪父母。这一陪就是10年有余,二老离世后,他守孝3年。

两年后,在乡邻居劝说下,包拯才离开家乡正式踏上仕途之路,接任安徽天长县“一把手”。包拯十几年呆在家里“虚度青春”,也许有人觉得匪夷所思,而在当时却是寻常之事。因为宋朝对孝道非常重视,上升到个人品德及社会名声的高度,如果谁因贪恋官位而置双亲于不顾,要被世人唾弃。按照宋朝礼律,父母去世其子必须守丧3年,无论你官居何位,除非皇帝因某种原因不愿让大臣回家守孝,即“夺情”,否则必须离职守孝。所以,包拯的青年时代为孝顺父母在家里度过,并未有任何惊世骇俗之处,符合当时儒家的社会伦理道德观。

如果一个人连家庭、连父母都不爱,那么,就很难指望他会爱别人、爱国家。细细观察,我从很多“治世能臣”身上发现一个共同点,就是都孝敬父母和忠诚敬业。可以说,他们不仅能力超强,而且人品不错,真正是“德才兼备、品学兼优”。欧阳修就如此评价包拯:“少有孝行,闻于乡里;晚有直节,着在朝廷”。应当是比较中肯的。

那么,清官是怎样脱颖而出的?为什么只有清官能在强大的物欲权势面前把持住心志?从包拯身上,我找到了想要的答案。

实际上,真正的清官大多出于那些相对清正的朝代,一个纲常紊乱、是非颠倒的朝代是很难诞生清官的。按理说,社会秩序越乱越需要清官,但问题是“清官”也是人,没有得力的“背景”作保障是无法“扶正祛邪”的。这“背景”,要么是法律制度,要么是思想信仰,要么是权力构架。

要知道,包拯所处的历史背景,是革故鼎新、风云激荡的北宋。此时,主政的是北宋第四代皇帝宋仁宗赵祯。宋仁宗时期的社会环境如何呢?用著名史学家陈寅恪的话说,“华夏民族之文化,历数千载之演进,造极于赵宋之世。”这里的“造极于赵宋之世”,主要是指宋仁宗统治时期。“盖帝知为治之要:任宰辅,用台谏,畏天爱民,守祖宗法度。时宰辅曰富弼、韩琦、文彦博,台谏曰唐介、包拯、司马光、范镇、吕诲云。呜呼,视周之成、康,汉之文、景,无所不及,有过之者,此所以为有宋之盛欤?”史家把仁宗在位及治国理政的时期概括为“仁宗盛治”。民间流传的“狸猫换太子”中的太子就是指宋仁宗,自古以来在包公剧中,亦以明君形象树立。

可以说,是仁宗的善于纳谏成全了千古流芳的包拯。“包青天”实在是政治清明的产物而非其他,因为皇帝的清明,有了“包青天”产生的经世环境 。

这个“经世环

  境”在大多数宋人眼里,远过“贞观之治”、“开元盛世”。就连“十全老人”乾隆都将宋仁宗当作标榜。而“包青天”正是宋仁宗“以仁治国”的最好证明。

包公晚年留有家训:“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脏滥者,不得放归本家;亡殁之后,不得葬于大茔之中。不从吾志,非吾子孙。”铮铮铁言,疾恶如仇,真可谓“留言训后嗣,清廉树家风”了。

“清心为治本,直道是身谋。秀干终成栋,精钢不作钩。仓充鼠雀喜,草尽狐兔愁。史册有遗训,毋贻来者羞。”这是包拯进京前写的一首明志诗,也是唯一存世的杰作。我在风中默默念着,竟慢慢热泪两行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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